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探索中创造出了许多奇迹，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伴随经济发展律动的高等教育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创造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最令人自豪的就是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过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外延式”发展不是长久之计，在新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等。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国家对高等教育创新的期待越来越高，高等教育承担的使命和责任越来越重大。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如何把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时代取得的成就延续，把存在的问题尽快解决，是我们面临的时代重任。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起步阶段，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已经走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总结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和教训，规避高等教育大众化走过的“弯路”，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预警”。

预警与重构：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未来走向

近年来，国内学界已开始对特罗大众化理论进行深刻反思，对该理论的认识已经逐渐从“靶向目标”转为预警信号，不再把追求毛入学率作为发展目标。但仅仅把理论反思聚焦在规模扩张或毛入学率还远远不够，需要在整体的实践层面有明显改变，这正是我国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需要做的一项工作，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些“超前意识”和“预警意识”。需要强调的是：发现存在的“问题”与进行“预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指向的是过去，后者面向的是未来，二者的联结在于防范风险。其次，预警既是重构的过程，也是“再建设”的过程，预警的目的是建设。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模式需要对大众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修正，需要基于当下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重新进行预判，需要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整体调整，需要对从大众化延伸到普及化的问题进行有效干涉。

（一）在高等教育发展观上，实现“质”与“量”的平衡

从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历史经验看，在不同时代，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理解与追求是不断变化的。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理解从学术、技术标准到制度标准再到深层次的质量文化的追求，质量的概念包含了质量是目的、质量是追求卓越、质量是转换、质量是问责等多个视角，这说明了质量是一个历史和多维的概念。然而，无论是怎么理解，满足社会需求（包括国家发展）和个体需求始终是质量永恒的追求。这种需求包含了内涵需求，如物有所值、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学有所得，也包含了“外延式”的数量发展需求，即市场供给平衡。从理想层面说，高等教育质量必须满足“内涵式”的物有所值，也包含了“外延式”的供给平衡。从这一意义上说，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预警意味着高等教育自身物有所值的预警以及高等教育供给失衡的预警。尤其当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或者说累积到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质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质量下滑或者质量危机的种种迹象。例如，规模扩张带来的办学条件、教学投入不足，学生的辍学率升高，就业率和入学率的下降等。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高等教育质量危机”，说的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呈现的这些质量问题。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而言，我国以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迅速从精英教育迈进普及化教育，在高等教育规模数量上实现了后发的“弯道超车”。但也应看到，这种超常规发展速度是以高速的经济发展需求为前提的，或者说经济发展速度形成的人才供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质量问题。然而，当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进入“提质增效”阶段，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型迭代升级对高等教育供给需求结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高等教育不仅要解决过去遗留的教学经费投放、办学条件不足等历史欠账问题，而且要面临着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能力不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能力不足以及服务学生个体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就当前而言，高等教育质量的危机不仅表现为当前国家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也表现为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以及和学生个体发展需求有脱节。

（二）在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上，可以适度放缓规模扩张的进程

高等教育规模既是一个质量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说它是质量问题，是基于规模扩张必然伴随着质量变化；说它是发展问题，是当高等教育规模只有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规模效应。尤其对于高校而言，规模意味着生存，规模意味着发展。从历史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一直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直接挂钩，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统计18~22岁的适龄人口，目前因人口红利的剩余存量，我国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适龄人口，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仍有一个潜在发力点。然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现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过度扩张可能会与未来适龄人口减少的影响叠加，为高校的“生源危机”埋下伏笔。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就是一个符号，并且越往后走，其符号的象征意义越明显。因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统计已无法反映非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情况。具体来讲，15%、50%的毛入学率对应的18~22岁的适龄人口，而高考已经取消年龄限制，各种年龄、不同身份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大学。因此，支撑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适龄人口和非适龄人口都将进入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动期。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将不会像大众化进程那样迅猛，而是趋于平缓。伴随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的接收能力开始下降，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支撑能力有限，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是时候考虑减速了。东亚一些国家的大学已出现合并及倒闭现象，起因都是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纵观我国高校现状，由于人口基数大，目前高校生源紧张问题还未大规模显现。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国人口出生率也会大幅下降。据公安部统计，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0万，这几年大学毕业生超过了1000万，这就意味着再过十几年，全员上大学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同时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不可能维持着现有的发展规模，那种靠规模吃财政、靠规模发展的思路就有可能陷入生存危机。

（三）在高等教育发展机制上，寻求计划与市场的协调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不能完全推向市场。但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市场环境中，缺乏市场调节的高等教育就难以释放高等教育的活力。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始终处于“强计划”的政策管理下，大众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相似性，这就是人们诟病的“一刀切”管理的后果。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表现出的众多问题实质上是忽视了管理的“多样性”，无论是高等教育机构类型与层次的趋同，还是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趋同。当普及化阶段对“个性化”的要求愈演愈烈，满足多元化的个性教育需求还是个性化的多元高等教育需求仍需要平衡。因而，在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政策接续中，要警惕将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政策直接移植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过去我们都认为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是基于市场发展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不乏国家计划的力量发挥引导性作用。应该承认，我国高等教育市场还不够成熟、机制还不够完善，计划指挥棒下的市场机制往往更加容易失灵。以民办高等教育为例，现在许多民办高校正在面临着艰难的营利与非营利选择，之所以艰难就在于市场空间的丧失，弱化了民办高等教育举办者的信心。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更多关注的市场化对高等教育公益属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但今天更应当警惕过度计划管理可能会使高等教育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应变能力。换一个角度，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问题依然突出，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不同高校之间的经费差距和身份区隔，高校与高校、学科与学科、专业与专业之间的鄙视链依然存在，依然需要计划管控。从根本上讲，计划与市场调节长期失衡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实质性地建立起来，始终存在着计划这根“指挥棒”的影子。当高等教育被要求进行市场化改革时，并未触及“市场”的灵魂。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看似具有“市场”的形式，却缺乏真正开展自主竞争的舞台，没有充分释放市场的巨大潜能。因此，在计划指挥棒下的高等教育市场不是真市场，而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则是“强计划”，处于叠加状态中的高等教育只能继续依赖计划，从而出现高等教育“强计划”与“假市场”的不匹配现象。

（四）在高等教育发展重心上，坚守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三驾马车”。但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三驾马车”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尽管从理论上说“三驾马车”是并驾齐驱，并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但从实践层面看，有时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甚至是各自发力，从而在不断撕裂着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职能，并且越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现象越是严重。美国学者哈瑞·刘易斯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就曾揭露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大众化进程中如何从教育机构演变成商业性机构，而哈佛又如何成为这一现象的引领者。同样，哈佛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同样在《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以大量实证研究考察了美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背景之下大学生取得的进步与本科教育目标之间的差距。这些论述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人才培养职能被弱化后，对大学教育所带来的教育问题的深层反思。无疑，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任务相比，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不仅要解决人民群众对于上大学的美好愿望，还需要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问题。这两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211工程”“985工程”之类的赶超工程项目。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与科研、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丝毫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进程中，高校发展一是靠办学规模扩张的思路，二是靠获得工程项目的思路，尤其后一思路不仅削弱了人才培养职能，强化了科研职能，使高等教育从以往以教学为中心转向以科研为中心、再进入到教学科研并重的双中心，由此形成高等教育内外部非常纠结的评价导向，进而破坏了高等教育文化生态。需要强调，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本质职能，科研是高等教育衍生职能，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反哺职能。但在一定发展阶段，以牺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代价而迅速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是具有一定时代性的产物，但在今天我国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时，显然高等教育应该要做的不是沿袭以往的发展思路，而是以坚守人才培养为核心，恢复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科研和社会服务都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精英教育不只是满足高质量的就业，不只是强调人数的少而精，而是聚焦社会进步的优而强。尤其是精英大学，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如降低规模和生师比，改进急功近利的评价方式。当前，党中央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与其说这是对过去一段时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职能被忽视或弱化的纠偏，毋宁说是国家对未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职能偏离中心的另一种“预警”。

（五）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上，破解单一趋同的长期困境

从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经验看，高等教育形态应当是以多样化为导向的，包括受众群体、办学类型、办学体制机制、管理体制、招生就业体制等各个方面。尤其在我国人口基数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多样化更是普及化的必由之路。首先，在高校生师比持续走高，学生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普及化阶段的大学教学模式、课程内容亟需更新迭代，提升多样性和丰富性，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学生诉求。其次，从学生多元化的个性需求出发，自下而上建立起匹配学生个性特点的高等教育系统。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之所以会出现电大、夜大、职大、函授等形式，是因为直接考虑到教育受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而当前高等教育形态的标准化、单一化和模式化，一方面规范和提高了高等教育质量，但也要避免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也倒掉“婴儿”。因为多样化是普及化的必要条件，也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灵魂和精髓所在。在中国特有的国情背景之下，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无疑是我们办学的一大优势，但有时也容易陷入单一的发展思路，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办学模式。尽管我国一直倡导高校分类发展，但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时代难题。在未来的普及化道路上，如果未能解决这一难题，不仅难于解决社会多样发展对于人才的多样需求问题，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教育资源，甚至会造成系统性的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危机，乃至延缓我国整体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今天高校的办学条件基本是按照精英化时代的思维制定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没有大的差别，如高职院校和精英大学一样有着集中住宿、围墙等设施，使得大学与城市和社区割裂，既造成了高校基础设施投入的同质化，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六）在高等教育发展参照系上，走出借鉴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

比较与借鉴是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也是国际上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路径。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比较和借鉴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发展的差距，比较与借鉴提供了一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参照系。这一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宏观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还是微观的教学组织框架、还是个体的科学研究范式，都已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骨髓之中。但也不可否认，在比较与借鉴过程中，如果不立足于自身的高等教育制度文化、没有扎根自身的高等教育传统，这种比较与借鉴就往往陷入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高等教育就会无意或有意失去了自主性，从而进一步对所谓的“国际标准”产生依附。从世界范围内看，这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例如，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迁移看，每次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无疑是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的一次又一次创新。但从拉美国家、非洲部分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看，由于直接采用了西方的教育体系，也使高等教育成为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进而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新的依赖。显然，对于一个人口小国而言，高等教育的这种依附性也许影响并不大，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大国而言，完全依附于西方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将是一个根本问题。不可否认，我国高等教育是一个善于学习的高等教育体系，今天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世界各种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与优势，但也带来“水土不服”“形似神不似”的现象。但在过去一段时间，对于移植来的这些制度经验，往往以一种模式否定另一种模式，或者以一阶段的发展模式代替另一阶段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许多制度体系建设的“回头路”或“翻烧饼”。这些改革现象，从表面上看是高等教育创新，甚至说是“革命”，但从根子上说是扎根不足，以至于以现在否定过去，或者以一种模式否定另一种模式，这些都是盲目借鉴西方模式的另一种“翻版”。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赶超初期，比较与借鉴可以采用直接的拿来主义。但今天我国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直接的借鉴。例如，我国高等教育从内容上是苏联的专业教育，从制度形式上更多学习欧美，但缺乏中国的制度创新，尤其忽略了制度实施的传统与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对经验借鉴方式的预警本质上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如何本土化的预警。一般来说，普及化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但普及化阶段的现代化必须以本土化为基础。西方之所以有这样的一整套体系，也是几百年来不断进化的结果，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有意为之。认清西方教育制度与我国国情存在排异现象的现实，寻找那些排异现象的基本原理，短期选出不排异的内容植入，长期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机体，融入世界。

（七）在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上，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变革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世界和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发展看，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从来没有这样深远，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融合也从来没有这么迫切。从未来而言，信息技术产生了大量的在线开放资源，改变了教育资源的时空分布，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快推进了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可以说，信息技术正深刻地改变教育形态、教学模式，是当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我国实现弯道超车、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硬招和实招。从当下而言，信息技术对当前大学教育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兴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改变传统的物理教学空间，尤其是当下ChatGPT的面世，使得人们对未来教育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某种“恐慌”，其中首当其冲就是语言教学，当学生能够与ChatGPT自由交流时，还需要教师来教学吗？当人工智能能够解决学生大多数的学习困惑时，大学究竟要交给学生怎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当信息技术带来了海量信息时，应当交给学生怎么样的信息素养能力？当人工智能带来知识传播方式发生变化时，传统的师生关系正在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然而，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或智能化建设方面，有时只看到了积极一面，而看不到消极影响。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常常以“信息技术倒逼教育改革”来形容高等教育信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从积极效果看，无疑这一技术应用倒逼教师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形成了翻转课堂、融合式教学等新兴教育教学形态。但也应看到，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有些教学传统习惯可能是根深蒂固、难于改变和撼动。因此，在其思想观念没有变化之前，盲目上马信息化建设不仅没有提高教学效率，反而固化传统教学习惯，进而造成信息化投入的大量浪费，这些方面更值得警惕。

（八）在高等教育发展范式上，通过转型迭代步入新轨道

转型是一个时代的质变命题，在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提出高校加快转型发展，往往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期待。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而言，从大众化到普及化、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从推动外延发展到实现内涵发展，从实现内涵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高质量发展到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这些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也是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标志。但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不仅是一个质变的标志，也是一个量变的积累。在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新问题的出现与旧问题遗留的双重叠加。就当下而言，在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进程中，社会多元对高等教育多元需求与国家对于拔尖人才迫切需求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导致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在“公平与效率、统一与多样、控制与自主、市场与计划”等各种价值判断中左右权衡。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教战略”与“人才支撑”则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战略重点，对于这一战略重点必须突出国家效率优先发展战略，这一优先发展战略可能进一步影响到高考改革、研究生招生制度、就业制度、政府拨款机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然而，这一改革必然也影响到过去的公平，必须充分考虑改革带来对公平的挑战和现有公平的承受力。相反，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任何旨在提升效率的改革可能最终会被社会公平所碾压。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高校加快转型，都必须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带来的正负影响，从而采取小步快走，或者说是走两步，退一步，再往前推进的波浪式发展模式。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2022年4月6日）